社论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示中国进入新时代，树立了新目标，在新思想的指导下踏上新征程。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重大风险包括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为实现新目标，就必须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当前经济工作重要的位置。

早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日前发布了周小川行长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文章，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心得体会。在文章中，他认为，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而要消除这些因素以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与此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是因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金融业脱实向虚，金融创新过度造成的。中国在过去几年也有这样的苗头，已经被严加阻止和防范。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就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具体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中国金融风险的累积也有相当程度上的体制色彩，首先是国企债务率居高不下，因此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其次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因此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尤其是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在十九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解决方案，尤其是我国社会矛盾的重大转变，不再以GDP为评判政绩的唯一依据，而是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报告还要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样也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

其三，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也就是报告中提到的“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经济去杠杆，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实现稳中求进的工作目标。十九大报告对于这一要求表述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货币政策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因此，下一步必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抓手，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下一步还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目前，已经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利于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防止九龙治水与监管套利，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未来，还要强化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

在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中，体制问题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面临的较大挑战，比如，过去在保增长以及GDP导向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干扰货币政策，需要刺激时要求实行宽松政策，而宽松政策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往往导致风险不断累积而错过纠偏的时机。

我们欣喜地看到，十九大报告在确定未来30年的工作目标时，并没有提出GDP总量增长的目标，相反，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解决宏观调控过度干扰货币政策的问题，消除一个体制性的风险源头，将大大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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